我不曾有过这么的感觉，当一踏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急着想逃离。
我望了望周围，四周种有翠绿的树木。这里阳光普照，树木青翠，偶尔传来鸟鸣声，一切显得平静而安详。那几块有些褪色的草皮，曾经是孩子们的嬉戏的天地。四栋有些破旧的建筑，曾经传出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老师曾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教导国家未来的栋梁。
凉风习习地吹来，这里看起来是那么地祥和，有谁想到它给这片土地的人民带来难以忘却的伤痛。我踏入第一间教室（我想应该还可以称它为教室），教室里没有桌椅，没有黑板，只有一张生锈的铁床、拷问工具和那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依然搁在床上。“你仔细看地上。”我的身后传来嘟嘟车司机的声音，我没有想到那个带我们来的嘟嘟车司机跟着我们进入这座博物馆，他指着地上深褐色的污迹说：“这便是以前被虐待者流的血。”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没有想到这污迹竟然是血迹。我看着地上变了色的血迹，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许多无辜的人在这里受过的伤害。
我站在教室门外，听他用不急不缓的语气诉说，“在红色高棉统治的时候，我们这里共有两百万人被杀，差不多是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这里是当时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单单在这里就囚禁了约十七万名知识分子、小孩和妇人，每天被折磨死的人不计其数。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家里的人一天一天地减少，家人被捉进来后，就没有回来过。村子里的人说，行刑者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把无辜的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将头颅铲断。要杀小孩，那更容易了，他们就直接倒提孩子的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1979年时，越南的军队攻入金边，这座集中营只剩下14具尸体和7名幸存者。”他用平淡的语气来诉说惨痛的遭遇，他那神色自若的神情就像是细说别人的故事，我无法从他平淡的语气捕捉那悲伤的情绪。
“那时候我也被抓了进来，被捉进来的时候，我不敢想象是否有机会逃出去，直到一天，我和另一个囚犯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逃走，只记得我拼命往前跑，拼命往前跑，听到身后传来阵阵的枪声，我根本不敢回头望。那时候能够活下来是幸福又折磨的事。”我望着瘦弱的他，企图拼出当年的画面，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叫九死一生。
看着一间又一间被隔成不同等级的囚室，我感到不寒而栗。这里最窄的囚室只有区区的几十公分宽，一个人被关在这里，只能日夜站着等待死亡。在狭窄的空间里，蹲着也没有空间，（我想，在这里囚犯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每间囚室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当年写上去的数字，这些数字虽然代表不同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生命却以相近的方式在这里终结。
从窗口望出去，我看到窗外一栋一栋的教室，还有一个操场，当年这所学校应该是设备相当不错的中学，只可惜美好的一切被权力狂妄者给毁了。当疑心成了魔鬼侵蚀了一个人的思想，他就成了死神的代言人，主宰着许多人的生存权力。在这里生命毫无意义，明天没有希望；在这里生命就像蚂蚁，总不经意被人捻死。
“波尔布特在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零21天里，进行了9次大清洗，最初是要铲除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接着屠刀指向与自己政见相异战友，后来是知识分子、商人、僧侣，当杀人成瘾时，最后连手无寸铁的老人、妇人和小孩也不放过。”嘟嘟车司机的话总就像幽魂般在我的耳边回荡。
我来到一间教室，里头陈列的是一排排人物脸部特写照片，从白发斑斑的老太太到还来不及看清这世界的婴孩。这些照片多拍摄于即将行刑前（当摄影师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他会有怎么样的心情？他可是为他们留下最后的纪念。）走在这陈列的照片旁，总是感到有一双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仿佛在追问前来参观博物馆的我，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就如此结束了。望着那些照片，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带有恐惧而愤怒的眼神。那些眼神是那么地无助，那么地无奈。另一间教室展示的则是有人拍摄到的受害者灵异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些“幽灵”用迷惑、伤感、茫然地望向前方，是不甘心？还是愤愤不平？是不明白人生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结束？还是遗憾人生没有机会选择？
最后，我来到一间有个极大的金刚铃的教室。据说，这金刚铃作用是要镇压这里的冤魂，但是这金刚铃是否镇压得了这里的冤屈呢？
走出了博物馆，嘟嘟车司机问我是否还有兴趣到杀人场参观，我摇了摇头，我无法得知自己看到杀人场，心里是否能够承受另一个冲击。如果不是博物馆保留1979年新政权进入这座监狱的原来面貌；如果不是有刑具为证，还有那一张一张粗糙且真实的像片和大玻璃柜里陈列着堆积起来的受害者骷髅和衣物。我会幻觉地以为听到嘟嘟车司机所描述的一切，只不过是一部电影的情节。
走进这座城市，目睹她曾经受过的伤痕，生命在这里显得特别的可贵。
我望了望周围，四周种有翠绿的树木。这里阳光普照，树木青翠，偶尔传来鸟鸣声，一切显得平静而安详。那几块有些褪色的草皮，曾经是孩子们的嬉戏的天地。四栋有些破旧的建筑，曾经传出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老师曾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教导国家未来的栋梁。
凉风习习地吹来，这里看起来是那么地祥和，有谁想到它给这片土地的人民带来难以忘却的伤痛。我踏入第一间教室（我想应该还可以称它为教室），教室里没有桌椅，没有黑板，只有一张生锈的铁床、拷问工具和那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依然搁在床上。“你仔细看地上。”我的身后传来嘟嘟车司机的声音，我没有想到那个带我们来的嘟嘟车司机跟着我们进入这座博物馆，他指着地上深褐色的污迹说：“这便是以前被虐待者流的血。”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没有想到这污迹竟然是血迹。我看着地上变了色的血迹，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许多无辜的人在这里受过的伤害。
我站在教室门外，听他用不急不缓的语气诉说，“在红色高棉统治的时候，我们这里共有两百万人被杀，差不多是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这里是当时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单单在这里就囚禁了约十七万名知识分子、小孩和妇人，每天被折磨死的人不计其数。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家里的人一天一天地减少，家人被捉进来后，就没有回来过。村子里的人说，行刑者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把无辜的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将头颅铲断。要杀小孩，那更容易了，他们就直接倒提孩子的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1979年时，越南的军队攻入金边，这座集中营只剩下14具尸体和7名幸存者。”他用平淡的语气来诉说惨痛的遭遇，他那神色自若的神情就像是细说别人的故事，我无法从他平淡的语气捕捉那悲伤的情绪。
“那时候我也被抓了进来，被捉进来的时候，我不敢想象是否有机会逃出去，直到一天，我和另一个囚犯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逃走，只记得我拼命往前跑，拼命往前跑，听到身后传来阵阵的枪声，我根本不敢回头望。那时候能够活下来是幸福又折磨的事。”我望着瘦弱的他，企图拼出当年的画面，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叫九死一生。
看着一间又一间被隔成不同等级的囚室，我感到不寒而栗。这里最窄的囚室只有区区的几十公分宽，一个人被关在这里，只能日夜站着等待死亡。在狭窄的空间里，蹲着也没有空间，（我想，在这里囚犯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每间囚室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当年写上去的数字，这些数字虽然代表不同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生命却以相近的方式在这里终结。
从窗口望出去，我看到窗外一栋一栋的教室，还有一个操场，当年这所学校应该是设备相当不错的中学，只可惜美好的一切被权力狂妄者给毁了。当疑心成了魔鬼侵蚀了一个人的思想，他就成了死神的代言人，主宰着许多人的生存权力。在这里生命毫无意义，明天没有希望；在这里生命就像蚂蚁，总不经意被人捻死。
“波尔布特在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零21天里，进行了9次大清洗，最初是要铲除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接着屠刀指向与自己政见相异战友，后来是知识分子、商人、僧侣，当杀人成瘾时，最后连手无寸铁的老人、妇人和小孩也不放过。”嘟嘟车司机的话总就像幽魂般在我的耳边回荡。
我来到一间教室，里头陈列的是一排排人物脸部特写照片，从白发斑斑的老太太到还来不及看清这世界的婴孩。这些照片多拍摄于即将行刑前（当摄影师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他会有怎么样的心情？他可是为他们留下最后的纪念。）走在这陈列的照片旁，总是感到有一双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仿佛在追问前来参观博物馆的我，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就如此结束了。望着那些照片，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带有恐惧而愤怒的眼神。那些眼神是那么地无助，那么地无奈。另一间教室展示的则是有人拍摄到的受害者灵异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些“幽灵”用迷惑、伤感、茫然地望向前方，是不甘心？还是愤愤不平？是不明白人生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结束？还是遗憾人生没有机会选择？
最后，我来到一间有个极大的金刚铃的教室。据说，这金刚铃作用是要镇压这里的冤魂，但是这金刚铃是否镇压得了这里的冤屈呢？
走出了博物馆，嘟嘟车司机问我是否还有兴趣到杀人场参观，我摇了摇头，我无法得知自己看到杀人场，心里是否能够承受另一个冲击。如果不是博物馆保留1979年新政权进入这座监狱的原来面貌；如果不是有刑具为证，还有那一张一张粗糙且真实的像片和大玻璃柜里陈列着堆积起来的受害者骷髅和衣物。我会幻觉地以为听到嘟嘟车司机所描述的一切，只不过是一部电影的情节。
走进这座城市，目睹她曾经受过的伤痕，生命在这里显得特别的可贵。
